,于是分给文君“憧仆百人',“钱百万',相如、文君遂成富人。后因汉武帝十分欣赏相如所作的《子虚赋》,遂封其为郎官,后又封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当司马相如奉旨出使,乘驷马高车抵达成都时,蜀郡太守率全体官员出城相迎。蜀人引以为荣,将司马相如经过的成都北门外的一座桥更名为驷马桥,至今犹存。司马相如与卓文君蔑视封建礼教的爱情故事被人们传为千古佳话,而传说中的相如宅、相如琴台、相如文君卖酒处也就成了成都的名胜。

　　相如琴台作为成都的名胜,始于六朝,当时人漫指相如宅附近的一个高台为琴台。自从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等人题咏后,琴台的名声远播,成了人们凭吊的胜地。历宋、元、明、清四朝,琴台的传说经久不衰,琴台的故址也为数不少,其中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遗址从明代一直传到清 代中叶。直到清代中期,王建永陵似乎还未被附会为琴台。

　　清中叶以后,成都西郊五里铺的琴台旧址逐 渐湮没无闻,而早在南宋陆游入蜀时就颓坏不堪 的永陵,经历了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屡次战乱后,也已经变成了一座荒芜的土丘。1942年以前, 未经发掘的王建永陵并不是如现在所见的由人工修整后显得比较规则的半球形墓家,由于人为取 土的破坏,永陵已成为东面高西面低北面陡的一 座土高台。估计将永陵误会为琴台大概就在清中叶以后,因为琴台本是附会之说,并无一定的方位,西郊外3000米以内,南自浣花溪以北,北自 老西门以南,这一范围内的任何土丘或高土台地均可被指为琴台。明代学宪陈鎏在五里铺所建的琴台,就出自他的随意指认。而当五里铺琴台废而不显后,人们再把永陵这座早已成为荒丘的大土丘附会为琴台遗址,就是很自然的了。

　　本世纪60年代,王建墓西侧的农田中出土了一通石碑:“清故候选县丞朱君墓志铭”,铭文 记载说:“光绪十六年五月望日遘疾,遂卒,春秋五十有三。君妻沈孺人,无子。以兄子光烈兼祧为后。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光烈葬君于成都之西司马相如琴台之侧。”由此可以肯定,至迟在清代光绪年间,王建墓就已被附会为司马相如的琴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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